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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学之方与治学之道——评《邢福义为学路》
戴建业   2014-11-13

编者按:邢福义先生的博士邓天玉的博士论文《邢福义为学路》日前正式出版,戴建业教授撰写题为《求学之方与治学之道》的评论文章,论述了邢福义先生的治学之道。2014年11月11日《光明日报》刊发,有删节。戴建业原文如下:

    邢福义先生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,先后发表了480多篇学术论文,仅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就发表了28篇,出版了21部独著的学术著作。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六次评奖中,他个人撰写的4部专著接连4次获得一等奖,不仅在全国语言学界无出其右,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也绝无仅有,它是学界众口相传的学术佳话,也是我们学生后辈难以复制的“学术神话”。季羡林先生生前主编的“二十世纪杰出语言学家丛书”中收录了邢先生的代表作,2002年香港理工大学还为他举行了“杰出学人成就表扬典礼”,在表彰辞中称颂“邢福义教授是闻名中外的杰出汉语语言学家”。

    时代对邢先生这一代学人并无偏爱,他前半生受到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,后半生又遇上全社会的人心浮躁。他同学同行中的许多才俊与世沉浮,最后大多数都“泯然众人”,是什么精神品格让邢先生能坚毅自守?是何种治学态度让邢先生能独拔时流?
 
    邓天玉博士的专著《邢福义为学路》(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),正好为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。该著是在她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,全书凡四章约33万字,前三章分别论述邢先生语法学、传授学和国学的思想理论,最后一章考索邢先生的“为学步履”。作者不仅总结了自己导师的治学成就,还探究了自己导师的治学路数,更追溯了自己导师的治学历程。这个论文选题具有双重的学术意义——既能阐明先生的治学之道,又能昭示学生的求学之方。
 
    邓天玉开始执意要选这个题目做学位论文时,也许没有这么明确的学术意识,她的初衷不过是想从导师那儿取到“真经”。好不容易拜到仰慕已久的名师,她说要不把邢老师的治学方法学到手,自己这次博士就算白读了。她这点“个人私心”倒符合“学术公理”,《诗经》有言“伐柯伐柯,其则不远”。通过研究自己导师的“为学路”,有了更多与导师接触和求教的机会,从前写在纸上的那些治学方法,现在老师将它们生动地展示在自己眼前。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告诉儿子拜师求学的方法说:“夫学之所益者浅,体之所安者深。闲习礼度,不如式瞻仪形;讽味遗言,不如亲承音旨。”比起自己在暗中“纸上得来”,老师当面的“现身说法”,无疑更为真切形象,更容易加深自己的理解,也更有助于激发自己的思考。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·威尔逊在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,曾说过一则与司马越意思相近的名言:“读书并不一定能使人善于思考,但通过与善于思考的人交流,通常能使人变得好学深思。”(Men are not always made thoughtful by books; but they are generally made thoughtful by association with men who think.)可是,人们习惯于贵远贱近,总是向往地平线那边的“风景”,却遗忘了自己身边的“名胜”。很多连黄鹤楼也没有登过的武汉人,说起意大利比萨斜塔便眉飞色舞。难怪韩非子曾感叹说,眼睛能视千里之外,却看不见自己眉睫之前。有些研究生常常好高骛远,连走路尚未学会,就想参加千米长跑。既然自己的导师“其则不远”,做研究生的又何必舍近求远?
 
    做学问与练书法的方法极其相近。练书法先要找一本好帖反复临摹,直到完全掌握了帖字的笔法构架,一下笔就能酷肖其笔意和神韵,打下这个坚实基础后再临他帖,并由形似而臻于神似,最后慢慢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。做学问也是一样,先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反复精读专业经典,然后再精读与泛览结合拓展知识面,在阅读、思考和写笔记中培养自己对本专业的直觉和敏感,跟着老师学会如何发现问题,学会如何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,甚至跟着老师学习他的述学语言。学会自己导师的治学路数后,再根据专业方向和个人兴趣转益多师。经由研究自己导师,来掌握他治学的“看家本领”,看来邓天玉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入门很正。
 
    当然,不是所有导师都有自己的治学路数,也不是每个导师都“值得”模仿,更不是每个导师都“可以”模仿。不妨以诗坛上的李白与杜甫为例,宋人说“少陵诗法如孙吴,李白诗法如李广”。李广用兵如神却不著痕迹;孙吴著有兵书让人有法可依。学者也是如此,从学术个性上讲,有些学者以才华取胜,有些学者以功力见长,有些学者则才情与功力兼备;从学术实绩来看,有些学者一生“但开风气”,有些学者能解决学术难题,有些学者取得了令人仰慕的学术成就,有些学者则创建了可重复操作的学术范式。凭才华和直觉做学问的老师,让人佩服却难以仿效,有些漂亮的论文论著,他本人也可能不知是如何“弄出来”的,这种“无法之法”他人更不可琢磨。那些功力深湛又兼具才情的学者,往往能取得过人的成就,又善于总结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,或者能归纳出一套可供操作的学术范式,这一类学者特别值得我们研究。
 
    邢福义先生就属于后一类学者——他作出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,他留下的治学方法让人受益。一生能出一两本专著,能写几篇有见地的文章,就可能成为小有成就的学者甚至学术名家,只有提出了许多理论命题,归纳出了许多学术规律,解决了不少学术难题,这才可能成为学术大家。邢先生一生不仅著作等身,而且在本专业领域留下了一大串“邢氏理论”:“小句中枢说”、“句管控”、“两个三角”、“三个充分”、“动词核心、名词赋格”、“主观视点”、“语表趋简,语义兼容”、“词性判定法”等等。这些理论有些已成学界定论,有些引起学界持续的热烈争论;已成定论的观点固然是大家共享的精神财富,引起争论的观点同样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如此之多的“邢氏理论”,表明邢先生具有极大的学术原创性。那么,什么是形成“邢氏理论”的内在机制?什么是驱动邢先生进行学术创造的深层动因?
 
    我们又得回到邓天玉的专著《邢福义为学路》中来寻找答案。
 
    单凭才气也可能把文章写得非常巧妙,但要想把学问做深做大做出气象,在才气之外还必须有锲而不舍的毅力,必须有正确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治学方法。由于邢先生是杰出的语言学家,又是写文章的高手,他的治学方法都凝练为生动警策的名言,全然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说教。他许多浅显活泼的“邢氏警句”,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治学义理。这里从《邢福义为学路》中拈出几则治学名言与大家分享——
 
    “抬头是山,路在脚下”。这八个字包含了理想与行动、目标与干劲的内在张力。“抬头是山”的“山”,既可解释成相对模糊的事业理想,也可指实为比较具体的学术目标。上句强调任何一个立志向学的人,都应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,确立自己远大的学术目标。眼中无山的人怎么可能去奋力爬山?胸无大志的人怎么可能刻苦努力?要是年轻时没有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壮怀,杜甫怎么可能成就他后来“集大成诗人”的伟业?司马光也认为及早确立人生目标至关重要:“夫射者必志于的,志于的而不中者有矣,未有不志于的而中者也。”“抬头”无“山”便没有方向感,没有方向感人生便无着力点。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,心无旁骛则事半功倍。下句“路在脚下”强调必须从零起步,坚定地一步一步朝自己的目标迈进。求学者多如牛毛,学成者却少如麟角。很多学生虽然能抬头见“山”,但学术的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,他们既没有登山的决心,也没有探险的勇气,有的未曾起步,有的半途而返,能在险峰绝顶上领略学术“无限风光”的人毕竟是少数。2013年9月全校新生开学典礼演上我做了题为《一切皆有可能》的演讲,邓天玉在该著中摘引了我演讲辞中的一段话:“同学们应该有自己的梦想,有了梦想我们才会满怀希望,有了梦想我们心中才会洒满阳光。但仅有梦想还远远不够,如果没有相应的拼劲、毅力、恒心,如果没有付出持续的努力,没有流下拼搏的汗水,没有流下痛苦的眼泪,没有‘为伊消得人憔悴’的艰辛,任何梦想都将成为昙花一现的空想,人生的美梦将成为折磨我们的噩梦。”邢老师只用八个字就阐明了理想与行动的关系,它早已成了语言学系的系训,成了许多学子求学的座右铭。
 
    “猪往前拱,鸡往后扒”。这八字不知是中国乡村的常用俗语,还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现象的观察,邢老师将它用于治学真让人受用无穷。此八字诀的内涵可分几个层次来阐述:首先,要了解自己的所长和所短,再来学会如何扬长避短。“知道”自己的嘴长,猪吃食便用嘴朝前拱;“知道”自己的爪利,鸡觅食便用爪往后扒——猪和鸡都“懂得”用其所长,所以它们都能各得其所。古代学者早就明白人的能力“鲜能备善”,有人长于考证,有人长于思辨,有人善于归纳,有人善于演绎,有人直觉敏锐,有人记忆惊人,只有极少智者才能淹有众长。清人章学诚在《答沈枫墀论学书》中说:“人生难得全才,得于天者必有所近,学者不自见也。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,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,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,是亦足以进乎道矣。”大多数学者都是才智普通的中人,大多数大学问都出自才智普通的学者之手。俗话说“寸有所长,尺有所短”,章氏告诉我们要用其所长就必须识其所长,经由“博览”、“习试”和“旁通”等方法来不断试错,是一个学者认识自我的不二法门。其次,此八字诀强调学者既要自信自立,又不能自满自夸。在学术分科越来越细的今天,只要能将自己某一长处发挥到极致,你就能成为某一领域的顶尖专家,长于文献考辨的学者不用在长于思辨的人面前自卑,猪朝前拱能填饱肚皮,鸡往后扒也不会饿死,战场上长枪短剑都能致敌于死地。章学诚在《又答沈枫墀论学书》中形象地说:“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米粟,市陶冶者不必愧无金珠。”卖布匹的商店里没有米粮,卖陶器的商店没有金珠,店主不必因此而抱愧。另一方面又不能以己之长轻人之短,鸡不得嘲笑“猪朝前拱”的样子丑陋,猪也不能挖苦“鸡往后扒”的方法笨拙。最后,此八字诀强调向别人学习时不能丧失自我,做学问更不能在时代大潮中趋时跟风,任何环境中都要能坚守自己,因此,他不断告诫学生要“自己走路,走自己的路”。看一个学者是否能独自成家,一是要看他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,二是要看他是否提出了自己的学术问题。有些人一生都是在用别人的语言,用别人的方法,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,我把这类人称为“学术打工者”。还有些人一生都是在为长官意志作辩护,为上面的各种政策唱赞歌,这类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为“学者”。
 
    “年年岁岁,春夏秋冬”。这平实的八个字是邢先生成就学术大业的得力处。治学数十年来,邢先生没有休息日,没有寒暑假,《楚天金报》记者称他是“360天从不休息的勇士”。做学问没有聪明当然不行,但是单凭聪明更不能行。有些学者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,不断改变专业方向,不断玩弄新的花样,邢先生轻蔑地把这些家伙称为东跳西窜的“流寇”。他说做学问先要打下厚实的基础,再沉潜下去咬住问题不放,“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,都必须严格执行自己写下的研究计划”。他从来不到外面吃饭应酬,更不到娱乐场所消费享受,把分分秒秒都用于自己的学术事业。别人从事学术研究是为了生活,他的整个生活都是为了学术研究。就我所知,华中师范大学老一代学者中有两位先生最守作息规律,一位是已故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,一位是健在的语言学泰斗邢福义先生。张先生每天凌晨都“闻鸡而起”,他在《八十自叙》中说:“余之一生,自强不息,若驽马之耐劳,如贞松之后凋。”邢先生不仅每天早晨准时起床,一日三餐也要准时开饭,每天傍晚晚餐后必准时散步。据说康德当年每天傍晚散步极其准时,以至于邻居以他散步到窗下的时间来校对自家钟表。邢先生作息之规律庶几近之。《荀子·修身》篇说:“道虽迩,不行不至;事虽小,不为不成。其为人也,多暇日者,其出人不远矣。”过人的毅力,过人的付出,才有邢先生今天过人的成就。
 
    “文章九字诀”:“看得懂,信得过,用得上”。邢先生以这九字诀律人,更以这九字诀律己。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九字诀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,时下许多人写论文端起架子来故作高深,不时镶钳一些花哨新名词卖弄学问,像是存心要让别人“看不懂”,这就是苏轼所说的“以艰深文浅陋”。邢先生的学术论文明晰、清通、谨严、精审,不少文章是述学的典范之作。初读邢先生文章很可能顺着意思轻轻滑过,意识不到自己读到了上好的文章,掩卷之后才能品咂出无穷妙处。他有些论文看起来好像一挥而就,事实上经过了作者的百炼千锤,如发在《中国语文》上的那篇《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》,他从写作初稿到反复推敲花了12年才最后定稿,真所谓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有时逼良为娼,很多人“文章初成不留夜”,匆匆写出,匆匆发表,匆匆过时,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,“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”。这些文章连作者自己也不会相信,又怎么要别人“信得过”呢?连“信得过”都是个疑问,“用得上”就更是无从谈起。顾炎武一生不徒作“无用之文”,邢先生要求文章“用得上”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。
 
    邢先生很多治学理念都发人深省,如,“大器早成”挑战“大器晚成”的成说,“边积边发”一反“厚积薄发”的旧规;又如,“师法别人,更要师法自己”之独辟蹊径,“治学之道,学风先导”之推陈出新。《邢福义为学路》一书虽难免这样那样的遗憾,但它可以说是邢先生治学箴言的“百宝箱”,随便翻开哪一章都保你能满载而归。
邓天玉把自己第一本专著名为《邢福义为学路》,书名恰如全书行文那样平易朴实。作者大学阶段曾是我的学生,转眼之间她又从我的老师邢福义先生门下博士毕业。翻过她送来的这本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,既让我从自己老师那儿学到了要如何当“先生”,也让我从自己学生这里学到了要如何当“学生”。邢福义先生一生最大的心愿,就是“希望学生超过自己”。应当付出什么样的努力,我们才不会辜负邢先生的期望——成为学术上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学生呢?在治学这条艰难崎岖的道路上,求学者先应一步一趋地“跟着”自己的老师走,以期得到老师治学的真传;再踏踏实实地“沿着”自己的老师走,把老师开创的学术道路向前拓展;最后坚定不移地“接着”自己的老师走,让老师的学术成就成为自己学术征程的起点,让老师的治学方法不断得到完善,让老师的治学精神世代相传……


   《光明日报》 链接:http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14-11/11/nw.D110000gmrb_20141111_3-16.htm?div=-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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